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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三种区分再探讨

关键词： 中国文化                                          

期中讨论中，我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士文化、史文化和市文化三种并做出基本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我将再次探讨此三种区分。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士文化在塑造中国文化精神上有其卓著的功勋。在此，可以世界三种主要文化之内在精神作一简要对比：出于同样的对现实苦痛的感受，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注重对现世的忍耐与对上帝的爱，冀求灵魂的救赎达于上帝之天国，永享彼世的安宁；以佛教、印度教为主导的印度文化则直接企图从根本上取消现世，佛陀的三法印中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道出了早熟的印度文化的基本追求，当然在后续发展中部派佛教时期对“空”、“有”的概念有很大争论，但是三法印仍被奉为圭臬，印度教继承早期婆罗门教的思想并融合了佛教，在恒常的轮回中将人置于无可逃避的境地，欲求解脱、跳出现实，必须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因此总体上讲，印度文化是企图从本源上切断现实苦难的来源，一劳永逸得以解脱；对比而言，农耕文化主导下的中国文化，因其生活所需必须在连绵的生产中才能得到保障，而连续的生产带来的收获的可期求性和稳定性也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现世的基本需求，对现实的苦难有了不同的理解，劳动所获带来的生活状况的改善根深蒂固的使人们相信人有能力使现实变得更好，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将此苦难的现实改造成人间天堂，这一思想在《礼运》中总结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构想，主张即此奋斗即能臻于理想社会之实现，无须于彼岸世界之渴求与现实世界之否定。在选贤与能作为理想社会现实化的实施手段的要求下，士人成为了政治文化生活的主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描述的灿烂图景怎能不让人在激情与热爱中汲汲于对社会大群做出自己的贡献？固然现实总不尽如人意，但是因着自己的奋斗毕竟变得可爱，至少没有变得更坏，于心无愧，此即儒家精神指导下士文化的两面：邦有道则行，无道则止。绝不为虎作伥，在士人的明哲保身中也保留了复兴的希望与文化精神的传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游士的纵横捭阖磨练了士人的能力，汉朝平民政府的建立承续前此以来一贯的时代潮，阶段性的封建造成的对历史进程的反动最终促成了文治政府的建立，汉武的雄才固然掩饰了一辈官员的光辉，然则士人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却成为不争的事实，汉代地方僚属的出色政绩无不使当时后世之士人欢欣鼓舞，以为榜样。魏晋南北朝都说是中国一段黑暗与文化中断时期，然则士人随中央政府南迁使中原文化得以广布流行，而坚守北方的士族则勉力用儒家思想来抵制少数民族政权狂热拥护的佛道教，总体而言是试图用中国本土文化来同化和教化文化尚未发达地区的种族，并卓有成效。因此如从此一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实在是民族融合与思想交汇的一段缓冲期，最终的成功造就了盛唐的来临。在这段时期内，士人发挥着保存和复燃本土文化的重任，因着血缘和心理上那份脉脉温情与期望，作为变相新贵族的门阀世族在无意识中达成了历史责任，高扬的人文精神也成了一代佳话，对现实与人生的重视空前的高涨，即从佛道两教的兴盛仍是建基在对义理与哲思的关注，很少狂热的宗教信仰上的因素。而同样的这段时期内佛寺和道院承担起教育职责，概使文化不致断绝。唐代辉煌的武功未能掩盖士人志趣所向，相反空前融洽的民族关系极大的扩展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心胸，天下之为天下，有了更为实际的意义。士人怀着所有热情投入到现实建设与民族交流之中，内在的安定与外界的封疆拓土发射出我中华民族激情的最强音，边塞诗人的大量涌现，沉郁顿挫、纵情豪爽、意气风发，无不展现我民族醇厚敦良知外表下固有的奔放豪情。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恰造成了宋朝文人高度的自尊与社会地位的高举，不杀士人的祖训使有宋一代士人活跃政坛与穷究天人结于一身，理学的成就贯穿此后中国思想史。宋朝的积弱使士人对现实真切充满悲愤的诉求，所受推崇和优待使士人为改善时局而奋不顾身，此辈士文化精髓便是范仲淹的“忧”、张载的“感”和程明道的“仁”：对国家社会积贫积弱痛感忧结，基于对人民大群之深切仁爱之心，故有民胞物与之感而遂通。宋室南迁再一次推广了正统文化，促成南方文化的再次成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正式延绵到长江流域。元朝的种族政策隔绝不断士人的精神探寻，元曲词令成为吐露心迹的灵感寄托。短暂的元朝部族统治仍受了很大程度上的同化，士人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仍旧得以实践自己的部分道德理想。明朝平民政府的建立使士人一时扬眉吐气，然则明代对知识分子的虐待和轻视成为历久的诟病，不过纵然有如此之虐待与轻视，士人的前赴后继却勇猛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惟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终结以及出于本民族私利之保护，文字狱使士人精神斫丧殆尽，训诂考古耗丧了活力，终致崩亡。综上观之，士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蔓延充溢，其精神总究不灭，对国家的融成与民族的融合有着持久坚韧的作用力。对现实的忧虑伴随着永恒的入世冲动本能，维持了传统的绵续与新社会的创制，使一己之仁爱之心施化于天下，得以感而遂通于吾民吾国，“参天地之化育”，这是何等的境界，又是何等令人向往而不由自主的振奋。

史文化的传统可上溯至商周之际的宗庙私官，史便是一只手握着一个“中”字，因此公正与恪求实际便成为史官的职业道德，也成为史文化的本质精神所在。如谓史文化是在构建一个让人安定给人信心的真实历史环境以作为现实的依托，那么由此造成的时间的绵历感正是中国人渴求永恒之宗教诉求的体现。直笔而书下的道德庄严感与畏惧感并存，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安慰与灵魂寄托。当然，史文化的形成建立在生生相继的血缘绵延之上，并以自身的家族延续作为具体化的坚实基础。人被安置在宏大悠长的时间长河中，责任感与历史荣耀感无不在维系着史文化的传承与播扬。“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恕二字正体现了史文化的血缘基础：忠是纵向的尊老敬长、爱幼恤亲；恕是横向的推及同类、民胞物与。由此天生之良善纵贯整个历史进程之中，我之所从来与我之所将往均有了坚实的历史真实感，历史的赋予产生了我自身的最终道德依归，因而足以慰藉一己之宗教诉求：永恒不在彼岸，亦不在虚无，而是本然存在于无限之现实之中，我自身既已承续着以往的无限，亦在创造着属于我的无限，最终合并此无限达于更加久远的无限并化为子孙后世。我并不归于无，我即是整个历史，我的身前生后都有着无可怀疑的确定性，因而我之自身本与天地通贯一体，我之创造与贡献自成为确然，更无所惧。再上升一个高度，小我一己的历史庄严感由于有了整个社会的共同意识而不成为一种虚妄的自我实现式的预言，并依归于国家正统之不断维续。国史是所有小单元安身立命汲取信心的本源，同时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即正统并不局限于汉民族政权，而是扩展于少数民族政权。如此可看出一番包容的胸怀，也看出一种切实需要下的稳定心。中国农耕文化的发展需要安定的外部环境，和平而非扩张是所有民众的切身需求并发展近乎本能，因有一种迫切的希望与冲动于国家正统的确立。官方意识形态代表下的正统文化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了强烈的一致性，达成共识成为一种可能，并激发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士人的入世情怀在这里有了极大的发挥余地，虽然不排除趋炎附势与追名逐利，然则整体上还是致力于国家的安定和时弊的救治，此一拳拳之心便崇高了所有知名与不知名的往昔，注入了生气，带来了光明。

再来看市文化。经过以上简要分析，貌似与作为官方正统追求与塑造下的史文化和士人主导的士文化不相一致的市文化，倒有了另一番滋味与意义。政府自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便逐渐对民间开放，这促成了民间文化的兴起。秦朝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尽弃封建，改建三十六郡，从此结束了军人和王室贵族独掌政权的时代。此后这一精神得到贯彻，王室与政府的分离使得民间力量不断补充进政府组织系统，而政府对民间势力的扶持与培养以及对选举考试制度的不断创新改建旨在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之上的选贤与能，以充分突显设官分职的政府本来目的。市俗文化作为新生力量的摇篮，其教育权的掌控成为一项关乎政府命运与发展潜能的大事。无论是书院还是太学，以及特定时期的佛寺、道观，都在维持着对大众的教育与感化。当然，这里有效力的差异，但是照例是在提升市俗的素养，涵育新生的贤良，以便为国所用，“为万世开太平”。无论是汉代的郎官入侍、孝廉推举，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唐代的科举选材，宋代的恩科额选，无一不是希望扩展选拔渠道，以求得真正的能人才俊；即使是真正余害甚深的明清科举，总归还是向民间开放了一部分政权，不致成为彻底的皇权专制。因而民间之呼声与企望多少总在上层内部有所知晓，而出身民间的士人官员当然不可能完全置民生死存活于不顾。“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古训时刻盘旋在上层统治阶级心头，不能不有所顾忌。当然，即使出于私家利害，也不可能完全行一种封闭的政治制度，毕竟天下治理好了总归没有坏处。

以上再次简单探讨中国文化之三种区分，试再综合言之。中国文治政府的建立与延续造就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士文化，并由士人出于公平与正直自成系统成就了独特的建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史文化，而士人由以出身的市俗文化正是在二者的涵育与互补下得到不断的提升，并且反过来通过不断提供新分子补充进政权内部与士阶层达到自我意志的伸张与实现。因此，三种文化区分实在是交流互通的，并非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文化类型：士人即来自民间，士人即是政府。市文化与史文化有意识的培养出士文化，士文化不断在政治活动中改革创新史文化，史文化建基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市文化，士文化通过最终的退隐回归于市文化。这里形成了一个大循环，大的文化交通运转。中国文化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以进步，貌似保守实则自足，貌似封建实则开放。

【作者: wangminart】【访问统计:】【2005年12月22日 星期四 16:11】【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