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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思潮起源初探

                                      

                                                                       玄学所谓“玄”，在《说文解字》解作“幽远”，其本义是“黑而有赤色”。照此理解，所谓“玄”即《老子》所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当那些探讨抽象深微的哲理讨论成为思想的潮流时，这种思想的潮流被称为“玄学”。[1]冯友兰先生说过，魏晋玄学是一种时代思潮，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论，它是肯定的；第二阶段是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它是否定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集大成的阶段是以郭象为代表的无无论，它是否定之否定。[2]在这里，我无意涉及太多关于魏晋玄学思潮的具体走向，只想略谈一下我对这一仅次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潮的起源的看法。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魏晋玄学思潮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兼具着政治、文化、学术等多方面的意义。我无意考察此思潮产生的所有的社会影响方面，只注重此时期及之前的政治、文化、学术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所带来的玄学思潮的发展和变化。下面我想一一分析之。

    首先来分析一下玄学思潮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是一次继先秦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大量的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成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生依附性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政治的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3]神学经学产生在大一统的汉朝，汉室皇族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在思想上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神学体系，毫无疑问，这在当时对于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力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但是两汉的神学经学的发展随着它所大力宣扬的谶纬和经术走向了繁琐、迂腐、荒唐的极端。随着汉政权的失势和衰落，从而也很快的结束了自己的历程。[4]于是出现了反映新掌握政权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世界观和统治需要的玄学思想体系。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坞堡经济基础之上的，它带有很强的自然经济色彩，这种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其独立性和分散性。经济上的极端分化必然产生的是与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的矛盾。“玄学是魏晋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门阀世族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5]由于认识到社会上人民对于神学体系的反感和厌倦以及对其实质的识破，他们“不再采取公开的有神论形式，而是用精神性的本体来代替有意志的人格神，即通过精致的哲学理论形式——玄学来宣扬唯心论，其目的是使人们无视于现实和现实的斗争，瓦解人民的反抗意识”。[6]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玄学思想看来并没有被人民所反抗和被动的接受，而是深入的贯彻到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可见作为统治术的一个方面，还是很成功的。除此之外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这种深入贯彻带来的，一方面便是神学经学的彻底终结，三国以后的人们读经，具有理性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从认识过程讲，两汉的宇宙论只关心宇宙构成，魏晋玄学则进入到本体论，关心到宇宙万物之所以然。[7]这样看来，从两汉经学向玄学转变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产生于作为政治依托的两汉神学经学已经不再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

    第二，我想就儒道结合之可能来谈谈魏晋时期由儒学向玄学的转向。因为如果儒道两家之间没有相接的可能的话，那么儒道之结合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汤用彤先生曾经指出，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严谨的必然趋势。[8]因此这里我想就其必然性之可能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儒家经典中也谈到“天”、“性”、“道”……比如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9]孔子也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是儒家之言“道”、“天”、“性”，并不是为了来阐发这些概念中所隐含的深意，而是为了就此打住，不再探讨形而上的问题，从而将目光投入到对于现实和现世的关注之中，这些思想也成为中国民族性格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性精神的来源之一。[10]但是这种对于形而上问题的回避或掩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一问题，当人们对儒家文化发出质疑时，很可能会成为首当其冲的要害或软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对于儒学的改造即使其向玄学的转变是在以儒学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时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的基本立场。而只是想在经典的权威已经树立的情况之下，寻找属于自己自由的新空间。这从玄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来，在此我不想赘言）。“当人们不断追问这一思路的起源以及其合理性的依据时，它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11]在这里，“儒家话题的终点成为玄学话题的起点”。[12]而接下来的过程就是对于两家学说的取为己用和肆意篡改、曲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上注解者的巨大力量，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意志融入于其中而不为后人所发觉。对于儒道两家结合的可能性的合理解释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当时学术分类上不完整和严密的情况之下，人们大可以放心大胆的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来证明自己学说的合法性，因为只要能够在经典中找到自己立论的证据就能够安身立命（很显然我把一个学说的创立过程想象得太过于简单化，但是我主要想说明的是学说创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作为长久以来互补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更是可以互取所需，这为新思想的产生以及旧思想的整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时人为什么会选择儒道的合流？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佛教还没有达到独立发展的程度，更多的还是依附于道教的形式；另一方面可以从儒道两家的基本主张来看，儒家经典讲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相比较来讲，道家尤其是庄子主张的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13]“知其不可”可以说是两家的共同之处。在当时的时代之下，很明显，更可取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道家思想。

    第三，我想说说玄学思潮的产生与知识分子的内在需求是分不开的。这在很多书中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证明。对于生活在乱世之中的人们尤其是对于那些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的热情已经冷却，朝不保夕的仕途生涯让人没有安全感，人命如草芥。在这样的社会上生存，生不得而知，唯有死是必然的，这短促的人生路程中总充满着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因此必然的要讲求摆脱外在的束缚，渴望挣脱世俗的牢笼，撕裂社会伦理的虚伪面纱。反诸己而求诸身，只有自身的精神实在是真实的，要把握真正的自我是魏晋以来的普遍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陶渊明那样的对政治的主动退避还是门阀贵族对于政治参与的身不由己，他们有着很多的共同点，那就是对于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渴求。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有过这样强烈的对于自我生命的关注和这么强的对世俗价值的唾弃。面对着严酷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名士们内心中充满着厌倦和恐惧，“反映在生活上便是苟且偷安、及时行乐；反映在思想上便是想寻找一个顺势应变的处世之道”。[14]在这里想赘述一下玄学的追求。“魏晋玄学的关键和兴趣并不在于去重新探讨宇宙的本原秩序、自然的客观规则，而在于如何从变动纷乱的人世自然中去抓住根本和要害”，[15]以此来抓住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第四，玄学思潮的出现是中国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人文主义精神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对现实保持清醒的批判精神。我不是想攀附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精神，因为这的确是中国民族长期存在的却被历史掩盖的生命精神的一部分。“人文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一旦某种文化形式居于统治地位并开始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的生命本性的时候，它就会觉醒和反抗”。[16]我们看到两汉的神学经学对于民智的开发不但无益，反而将人民引导到对于荒谬的无任何科学依据的图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之上，而将一切都纳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阴阳五行学说之中，虽说曾经起过作用，但是在魏晋时期显然已经不符合人们认识的发展需要。经学将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岁月花费在皓首穷经之上，从而产生了对于经典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这一切都是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所以人文精神会反抗。而这种反抗带来的就是玄学思想。虽然玄学在一定程度上与两汉的经学有沿袭——都注重对于经典的注疏，但是这是一种破除了迷信思想的著述，是一种将经典为我所用的理性的过程。有人会说，到了后来，玄学不是也将《老子》、《庄子》、《周易》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吗？我想，这与经学的发展一样，都一样进入了迷途，当然这是后话。在玄学刚刚兴起之时，却是对于破除人们思想上的束缚、提倡理性精神和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分析第一点时已经有所涉及）。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综述以上四点，我们可以充分肯定的认为魏晋玄学思潮的兴起是必然的。在此我想谈谈玄学产生带来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方面，玄学思潮中提出的“无”、“有”之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宇宙本体的阐释以及此阐释所达到的理论和哲学深度都让后来者为之惊叹不已；由于崇尚意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意”、“象”的推崇，对于后世艺术欣赏的偏好的养成不可谓不无推动；中国传统的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的基调也就由此奠定，对于中国人对于美学的追求可谓开了一个好头；这也让后来者在类似的遭遇中得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魏晋风骨对后世士人的退避社会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典范。另一方面，虽则玄学产生的早期曾经起到过冲破旧式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然而玄学发展的最终阶段是以郭象为代表的“无无论”，他的代表作是《庄子注》。他的目标就在“明内圣外王之道”[17]，要将内圣（理想人格）与外王（社会政治的统治秩序）统一起来。[18]作为门阀士族的统治术，他否认了寻找本质现象区分的意义，抹煞了嵇康等人的反抗精神，真正成为了士族贵族的混世精神的真实写照，正如课上阎老师所讲，此阶段的玄学思想比起先秦道家尤其是庄子来讲，对于名教和君权具有更大的妥协性。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在对魏晋时期的清逸和洒脱、傲世和脱俗所感染、所激励的同时，不能不想到在这貌似轻松的表面之后深藏着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甚至于让人恐惧和不安的时代现状，而且你越是追寻你越会发现这种恶劣的生存状况。世外桃源与残酷现实并存，但是美好的桃源逼近是虚幻的，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实在的；对现实的逃避并不能真正的摆脱不幸的命运。当然，也许对此我总结得有点过于简单。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应当对此段历史持同情的了解的态度，而不是偏执一词，导致对历史的误解。

【作者: wangminart】【访问统计:】【2005年12月21日 星期三 19:49】【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