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minart的博客

期中讨论中，我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士文化、史文化和市文化三种并做出基本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我将再次探讨此三种区分。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士文化在塑造中国文化精神上有其卓著的功勋。在此，可以世界三种主要文化之内在精神作一简要对比：出于同样的对现实苦痛的感受，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注重对现世的忍耐与对上帝的爱，冀求灵魂的救赎达于上帝之天国，永享彼世的安宁；以佛教、印度教为主导的印度文化则直接企图从根本上取消现世，佛陀的三法印中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道出了早熟的印度文化的基本追求，当然在后续发展中部派佛教时期对“空”、“有”的概念有很大争论，但是三法印仍被奉为圭臬，印度教继承早期婆罗门教的思想并融合了佛教，在恒常的轮回中将人置于无可逃避的境地，欲求解脱、跳出现实，必须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因此总体上讲，印度文化是企图从本源上切断现实苦难的来源，一劳永逸得以解脱；对比而言，农耕文化主导下的中国文化，因其生活所需必须在连绵的生产中才能得到保障，而连续的生产带来的收获的可期求性和稳定性也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现世的基本需求，对现实的苦难有了不同的理解，劳动所获带来的生活状况的改善根深蒂固的使人们相信人有能力使现实变得更好，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将此苦难的现实改造成人间天堂，这一思想在《礼运》中总结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构想，主张即此奋斗即能臻于理想社会之实现，无须于彼岸世界之渴求与现实世界之否定。在选贤与能作为理想社会现实化的实施手段的要求下，士人成为了政治文化生活的主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描述的灿烂图景怎能不让人在激情与热爱中汲汲于对社会大群做出自己的贡献？固然现实总不尽如人意，但是因着自己的奋斗毕竟变得可爱，至少没有变得更坏，于心无愧，此即儒家精神指导下士文化的两面：邦有道则行，无道则止。绝不为虎作伥，在士人的明哲保身中也保留了复兴的希望与文化精神的传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游士的纵横捭阖磨练了士人的能力，汉朝平民政府的建立承续前此以来一贯的时代潮，阶段性的封建造成的对历史进程的反动最终促成了文治政府的建立，汉武的雄才固然掩饰了一辈官员的光辉，然则士人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却成为不争的事实，汉代地方僚属的出色政绩无不使当时后世之士人欢欣鼓舞，以为榜样。魏晋南北朝都说是中国一段黑暗与文化中断时期，然则士人随中央政府南迁使中原文化得以广布流行，而坚守北方的士族则勉力用儒家思想来抵制少数民族政权狂热拥护的佛道教，总体而言是试图用中国本土文化来同化和教化文化尚未发达地区的种族，并卓有成效。因此如从此一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实在是民族融合与思想交汇的一段缓冲期，最终的成功造就了盛唐的来临。在这段时期内，士人发挥着保存和复燃本土文化的重任，因着血缘和心理上那份脉脉温情与期望，作为变相新贵族的门阀世族在无意识中达成了历史责任，高扬的人文精神也成了一代佳话，对现实与人生的重视空前的高涨，即从佛道两教的兴盛仍是建基在对义理与哲思的关注，很少狂热的宗教信仰上的因素。而同样的这段时期内佛寺和道院承担起教育职责，概使文化不致断绝。唐代辉煌的武功未能掩盖士人志趣所向，相反空前融洽的民族关系极大的扩展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心胸，天下之为天下，有了更为实际的意义。士人怀着所有热情投入到现实建设与民族交流之中，内在的安定与外界的封疆拓土发射出我中华民族激情的最强音，边塞诗人的大量涌现，沉郁顿挫、纵情豪爽、意气风发，无不展现我民族醇厚敦良知外表下固有的奔放豪情。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恰造成了宋朝文人高度的自尊与社会地位的高举，不杀士人的祖训使有宋一代士人活跃政坛与穷究天人结于一身，理学的成就贯穿此后中国思想史。宋朝的积弱使士人对现实真切充满悲愤的诉求，所受推崇和优待使士人为改善时局而奋不顾身，此辈士文化精髓便是范仲淹的“忧”、张载的“感”和程明道的“仁”：对国家社会积贫积弱痛感忧结，基于对人民大群之深切仁爱之心，故有民胞物与之感而遂通。宋室南迁再一次推广了正统文化，促成南方文化的再次成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正式延绵到长江流域。元朝的种族政策隔绝不断士人的精神探寻，元曲词令成为吐露心迹的灵感寄托。短暂的元朝部族统治仍受了很大程度上的同化，士人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仍旧得以实践自己的部分道德理想。明朝平民政府的建立使士人一时扬眉吐气，然则明代对知识分子的虐待和轻视成为历久的诟病，不过纵然有如此之虐待与轻视，士人的前赴后继却勇猛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惟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终结以及出于本民族私利之保护，文字狱使士人精神斫丧殆尽，训诂考古耗丧了活力，终致崩亡。综上观之，士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蔓延充溢，其精神总究不灭，对国家的融成与民族的融合有着持久坚韧的作用力。对现实的忧虑伴随着永恒的入世冲动本能，维持了传统的绵续与新社会的创制，使一己之仁爱之心施化于天下，得以感而遂通于吾民吾国，“参天地之化育”，这是何等的境界，又是何等令人向往而不由自主的振奋。

史文化的传统可上溯至商周之际的宗庙私官，史便是一只手握着一个“中”字，因此公正与恪求实际便成为史官的职业道德，也成为史文化的本质精神所在。如谓史文化是在构建一个让人安定给人信心的真实历史环境以作为现实的依托，那么由此造成的时间的绵历感正是中国人渴求永恒之宗教诉求的体现。直笔而书下的道德庄严感与畏惧感并存，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安慰与灵魂寄托。当然，史文化的形成建立在生生相继的血缘绵延之上，并以自身的家族延续作为具体化的坚实基础。人被安置在宏大悠长的时间长河中，责任感与历史荣耀感无不在维系着史文化的传承与播扬。“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恕二字正体现了史文化的血缘基础：忠是纵向的尊老敬长、爱幼恤亲；恕是横向的推及同类、民胞物与。由此天生之良善纵贯整个历史进程之中，我之所从来与我之所将往均有了坚实的历史真实感，历史的赋予产生了我自身的最终道德依归，因而足以慰藉一己之宗教诉求：永恒不在彼岸，亦不在虚无，而是本然存在于无限之现实之中，我自身既已承续着以往的无限，亦在创造着属于我的无限，最终合并此无限达于更加久远的无限并化为子孙后世。我并不归于无，我即是整个历史，我的身前生后都有着无可怀疑的确定性，因而我之自身本与天地通贯一体，我之创造与贡献自成为确然，更无所惧。再上升一个高度，小我一己的历史庄严感由于有了整个社会的共同意识而不成为一种虚妄的自我实现式的预言，并依归于国家正统之不断维续。国史是所有小单元安身立命汲取信心的本源，同时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即正统并不局限于汉民族政权，而是扩展于少数民族政权。如此可看出一番包容的胸怀，也看出一种切实需要下的稳定心。中国农耕文化的发展需要安定的外部环境，和平而非扩张是所有民众的切身需求并发展近乎本能，因有一种迫切的希望与冲动于国家正统的确立。官方意识形态代表下的正统文化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了强烈的一致性，达成共识成为一种可能，并激发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士人的入世情怀在这里有了极大的发挥余地，虽然不排除趋炎附势与追名逐利，然则整体上还是致力于国家的安定和时弊的救治，此一拳拳之心便崇高了所有知名与不知名的往昔，注入了生气，带来了光明。

再来看市文化。经过以上简要分析，貌似与作为官方正统追求与塑造下的史文化和士人主导的士文化不相一致的市文化，倒有了另一番滋味与意义。政府自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便逐渐对民间开放，这促成了民间文化的兴起。秦朝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尽弃封建，改建三十六郡，从此结束了军人和王室贵族独掌政权的时代。此后这一精神得到贯彻，王室与政府的分离使得民间力量不断补充进政府组织系统，而政府对民间势力的扶持与培养以及对选举考试制度的不断创新改建旨在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之上的选贤与能，以充分突显设官分职的政府本来目的。市俗文化作为新生力量的摇篮，其教育权的掌控成为一项关乎政府命运与发展潜能的大事。无论是书院还是太学，以及特定时期的佛寺、道观，都在维持着对大众的教育与感化。当然，这里有效力的差异，但是照例是在提升市俗的素养，涵育新生的贤良，以便为国所用，“为万世开太平”。无论是汉代的郎官入侍、孝廉推举，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唐代的科举选材，宋代的恩科额选，无一不是希望扩展选拔渠道，以求得真正的能人才俊；即使是真正余害甚深的明清科举，总归还是向民间开放了一部分政权，不致成为彻底的皇权专制。因而民间之呼声与企望多少总在上层内部有所知晓，而出身民间的士人官员当然不可能完全置民生死存活于不顾。“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古训时刻盘旋在上层统治阶级心头，不能不有所顾忌。当然，即使出于私家利害，也不可能完全行一种封闭的政治制度，毕竟天下治理好了总归没有坏处。

以上再次简单探讨中国文化之三种区分，试再综合言之。中国文治政府的建立与延续造就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士文化，并由士人出于公平与正直自成系统成就了独特的建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史文化，而士人由以出身的市俗文化正是在二者的涵育与互补下得到不断的提升，并且反过来通过不断提供新分子补充进政权内部与士阶层达到自我意志的伸张与实现。因此，三种文化区分实在是交流互通的，并非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文化类型：士人即来自民间，士人即是政府。市文化与史文化有意识的培养出士文化，士文化不断在政治活动中改革创新史文化，史文化建基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市文化，士文化通过最终的退隐回归于市文化。这里形成了一个大循环，大的文化交通运转。中国文化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以进步，貌似保守实则自足，貌似封建实则开放。

                                                                       玄学所谓“玄”，在《说文解字》解作“幽远”，其本义是“黑而有赤色”。照此理解，所谓“玄”即《老子》所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当那些探讨抽象深微的哲理讨论成为思想的潮流时，这种思想的潮流被称为“玄学”。[1]冯友兰先生说过，魏晋玄学是一种时代思潮，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论，它是肯定的；第二阶段是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它是否定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集大成的阶段是以郭象为代表的无无论，它是否定之否定。[2]在这里，我无意涉及太多关于魏晋玄学思潮的具体走向，只想略谈一下我对这一仅次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潮的起源的看法。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魏晋玄学思潮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兼具着政治、文化、学术等多方面的意义。我无意考察此思潮产生的所有的社会影响方面，只注重此时期及之前的政治、文化、学术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所带来的玄学思潮的发展和变化。下面我想一一分析之。

    首先来分析一下玄学思潮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是一次继先秦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大量的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成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生依附性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政治的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3]神学经学产生在大一统的汉朝，汉室皇族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在思想上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神学体系，毫无疑问，这在当时对于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力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但是两汉的神学经学的发展随着它所大力宣扬的谶纬和经术走向了繁琐、迂腐、荒唐的极端。随着汉政权的失势和衰落，从而也很快的结束了自己的历程。[4]于是出现了反映新掌握政权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世界观和统治需要的玄学思想体系。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坞堡经济基础之上的，它带有很强的自然经济色彩，这种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其独立性和分散性。经济上的极端分化必然产生的是与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的矛盾。“玄学是魏晋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门阀世族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5]由于认识到社会上人民对于神学体系的反感和厌倦以及对其实质的识破，他们“不再采取公开的有神论形式，而是用精神性的本体来代替有意志的人格神，即通过精致的哲学理论形式——玄学来宣扬唯心论，其目的是使人们无视于现实和现实的斗争，瓦解人民的反抗意识”。[6]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玄学思想看来并没有被人民所反抗和被动的接受，而是深入的贯彻到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可见作为统治术的一个方面，还是很成功的。除此之外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这种深入贯彻带来的，一方面便是神学经学的彻底终结，三国以后的人们读经，具有理性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从认识过程讲，两汉的宇宙论只关心宇宙构成，魏晋玄学则进入到本体论，关心到宇宙万物之所以然。[7]这样看来，从两汉经学向玄学转变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产生于作为政治依托的两汉神学经学已经不再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

    第二，我想就儒道结合之可能来谈谈魏晋时期由儒学向玄学的转向。因为如果儒道两家之间没有相接的可能的话，那么儒道之结合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汤用彤先生曾经指出，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严谨的必然趋势。[8]因此这里我想就其必然性之可能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儒家经典中也谈到“天”、“性”、“道”……比如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9]孔子也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是儒家之言“道”、“天”、“性”，并不是为了来阐发这些概念中所隐含的深意，而是为了就此打住，不再探讨形而上的问题，从而将目光投入到对于现实和现世的关注之中，这些思想也成为中国民族性格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性精神的来源之一。[10]但是这种对于形而上问题的回避或掩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一问题，当人们对儒家文化发出质疑时，很可能会成为首当其冲的要害或软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对于儒学的改造即使其向玄学的转变是在以儒学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时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的基本立场。而只是想在经典的权威已经树立的情况之下，寻找属于自己自由的新空间。这从玄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来，在此我不想赘言）。“当人们不断追问这一思路的起源以及其合理性的依据时，它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11]在这里，“儒家话题的终点成为玄学话题的起点”。[12]而接下来的过程就是对于两家学说的取为己用和肆意篡改、曲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上注解者的巨大力量，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意志融入于其中而不为后人所发觉。对于儒道两家结合的可能性的合理解释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当时学术分类上不完整和严密的情况之下，人们大可以放心大胆的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来证明自己学说的合法性，因为只要能够在经典中找到自己立论的证据就能够安身立命（很显然我把一个学说的创立过程想象得太过于简单化，但是我主要想说明的是学说创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作为长久以来互补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更是可以互取所需，这为新思想的产生以及旧思想的整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时人为什么会选择儒道的合流？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佛教还没有达到独立发展的程度，更多的还是依附于道教的形式；另一方面可以从儒道两家的基本主张来看，儒家经典讲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相比较来讲，道家尤其是庄子主张的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13]“知其不可”可以说是两家的共同之处。在当时的时代之下，很明显，更可取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道家思想。

    第三，我想说说玄学思潮的产生与知识分子的内在需求是分不开的。这在很多书中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证明。对于生活在乱世之中的人们尤其是对于那些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的热情已经冷却，朝不保夕的仕途生涯让人没有安全感，人命如草芥。在这样的社会上生存，生不得而知，唯有死是必然的，这短促的人生路程中总充满着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因此必然的要讲求摆脱外在的束缚，渴望挣脱世俗的牢笼，撕裂社会伦理的虚伪面纱。反诸己而求诸身，只有自身的精神实在是真实的，要把握真正的自我是魏晋以来的普遍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陶渊明那样的对政治的主动退避还是门阀贵族对于政治参与的身不由己，他们有着很多的共同点，那就是对于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渴求。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有过这样强烈的对于自我生命的关注和这么强的对世俗价值的唾弃。面对着严酷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名士们内心中充满着厌倦和恐惧，“反映在生活上便是苟且偷安、及时行乐；反映在思想上便是想寻找一个顺势应变的处世之道”。[14]在这里想赘述一下玄学的追求。“魏晋玄学的关键和兴趣并不在于去重新探讨宇宙的本原秩序、自然的客观规则，而在于如何从变动纷乱的人世自然中去抓住根本和要害”，[15]以此来抓住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第四，玄学思潮的出现是中国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人文主义精神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对现实保持清醒的批判精神。我不是想攀附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精神，因为这的确是中国民族长期存在的却被历史掩盖的生命精神的一部分。“人文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一旦某种文化形式居于统治地位并开始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的生命本性的时候，它就会觉醒和反抗”。[16]我们看到两汉的神学经学对于民智的开发不但无益，反而将人民引导到对于荒谬的无任何科学依据的图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之上，而将一切都纳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阴阳五行学说之中，虽说曾经起过作用，但是在魏晋时期显然已经不符合人们认识的发展需要。经学将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岁月花费在皓首穷经之上，从而产生了对于经典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这一切都是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所以人文精神会反抗。而这种反抗带来的就是玄学思想。虽然玄学在一定程度上与两汉的经学有沿袭——都注重对于经典的注疏，但是这是一种破除了迷信思想的著述，是一种将经典为我所用的理性的过程。有人会说，到了后来，玄学不是也将《老子》、《庄子》、《周易》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吗？我想，这与经学的发展一样，都一样进入了迷途，当然这是后话。在玄学刚刚兴起之时，却是对于破除人们思想上的束缚、提倡理性精神和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分析第一点时已经有所涉及）。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综述以上四点，我们可以充分肯定的认为魏晋玄学思潮的兴起是必然的。在此我想谈谈玄学产生带来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方面，玄学思潮中提出的“无”、“有”之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宇宙本体的阐释以及此阐释所达到的理论和哲学深度都让后来者为之惊叹不已；由于崇尚意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意”、“象”的推崇，对于后世艺术欣赏的偏好的养成不可谓不无推动；中国传统的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的基调也就由此奠定，对于中国人对于美学的追求可谓开了一个好头；这也让后来者在类似的遭遇中得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魏晋风骨对后世士人的退避社会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典范。另一方面，虽则玄学产生的早期曾经起到过冲破旧式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然而玄学发展的最终阶段是以郭象为代表的“无无论”，他的代表作是《庄子注》。他的目标就在“明内圣外王之道”[17]，要将内圣（理想人格）与外王（社会政治的统治秩序）统一起来。[18]作为门阀士族的统治术，他否认了寻找本质现象区分的意义，抹煞了嵇康等人的反抗精神，真正成为了士族贵族的混世精神的真实写照，正如课上阎老师所讲，此阶段的玄学思想比起先秦道家尤其是庄子来讲，对于名教和君权具有更大的妥协性。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在对魏晋时期的清逸和洒脱、傲世和脱俗所感染、所激励的同时，不能不想到在这貌似轻松的表面之后深藏着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甚至于让人恐惧和不安的时代现状，而且你越是追寻你越会发现这种恶劣的生存状况。世外桃源与残酷现实并存，但是美好的桃源逼近是虚幻的，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实在的；对现实的逃避并不能真正的摆脱不幸的命运。当然，也许对此我总结得有点过于简单。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应当对此段历史持同情的了解的态度，而不是偏执一词，导致对历史的误解。

      感谢鼓励！最近忙于对付期末考试，无有时间多发文章，但是我会努力的，希望寒假归来能够写成更精彩的文章与大家共享。

      下周考试日程：德语、西方美学史、管理哲学、职业心理学~~~

       唉，长叹息以掩泣兮……

　　对了，各位大虾能否告诉你们的ＢＬＯＧ以便小弟交流？多谢！